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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本想象的兴起

  一、何谓日本想象

  《日本变政考》的重新发现,对于了解康有为的真实思想具有驱除迷雾的巨大功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彰健仅见到《日本变政考》的显微胶卷,就将之视作”罕见秘笈”,用为考证康有为《戊戌奏稿》的有力凭证。后大陆学者从故宫博物馆的昭仁殿中发现了这本当年进贡给光绪皇帝阅览的藏书。围绕这本书的写作和进程时间、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及其对光绪皇帝的影响,大陆学者已做过初步介绍和研究。日本学者则特别注意到了《明治政史》对《日本变政考》的影响,但康有为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做了不少的”改释”工作。我们认为,《日本变政考》无疑是戊戌变法过程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最集中体现日本想象的最早着作,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西古今之变,实在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史意义。

  何谓”日本想象”?日本想象与日本观有异同:日本观是中国如何看待日本的形象问题,日本想象则是中国将日本视作值得效法的对象,是中国反观自身和提示改革方向的真理源泉。中国的日本观起码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中国的日本想象至今大概也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1898—1908)。这10年刚好也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时代。而《日本变政考》则生逢其时,既适应了时势,也塑造了时势。

  用”想象”这个词来指称真理的源泉问题,这不是笔者的发明,主观上也不带贬义。不能把想象简单等同于空想和幻象,想象更非虚假和虚伪所能尽之。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样如此。我们只要想想安德森把他有关民族主义的经典着作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就能了解这一点了。事实上,每一个激荡的时代往往也是想象力大爆发的时代。想象越热诚,人的主体能动性就越是汹涌澎湃。中国数千年来并不多见的大变革,正是在上下同具热诚的”日本想象”中大踏步跃进的。

  二、日本想象的起源

  据传有人向晚清大学堂监督张亨嘉询问中西学的优劣,他回答说:”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跂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折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这当然是诙谐的笑话,但愤激之中却饱含实情。中国的日本想象,完全不是一个理性论证的漫长过程,而是通由战争而得以奠定不容分辩的根基: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迅速催使中国人形成了长期挥之不去的无比巨大的危亡感和屈辱感,战败的虚弱也在实际上时时挑动着列强瓜分中国的觊觎之心,这是戊戌变法的基本前提。

  中国的日本想象不是真正的对日本本身的想象,而是借道日本以吸取西方的精华。但也不能简单忽视这种作为跳板的道法方式,因为西方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起码包括两大洲多个国家,其间的异同亦难一概而论,且文明演化各有蜿蜒曲折的历史脉络,既然”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那么,”但收日人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日本为其难,而我为其易;日本为其创,而我为其因。按迹临摹,便成图样”。日本变法的成效及其经验教训,就中国而言,可说跳板比之模板反而是更好的道法对象。

  从现实角度观察,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日本既先中国而踵步西政,对于像康有为这些鲜通西文的士绅来说,借道相对方便得到的有关日本方面的各类书籍,也更易于一窥堂奥。1895年,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其后俄国势力广泛活动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境内;1897年以后,德俄相继租借胶州湾、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这一系列举动反而促使日中两国形成了共同的危机感,所谓”黄金十年”,即因此而得以大开方便之门。其后中国人向外游学、留学和考察诸事,以及延聘外人充担政治军事法律顾问或学堂工艺教师等,多以日本为主。乃至中国翻译西书的名词概念,通行于世者亦多采日本译文。在这段时期前后,日本一方面详细调查研究大清国,一方面上交政府、中亲督抚、下纳政治异见和排满革命的流亡人士,诱导、奖掖、扶持、挑拨、恐吓,种种方法交替使用,时为轻重,恩威并施,其实已经颠覆传统的中日关系,而以中国师者自处了。

  三、从三代之治到日本之治

  自汉武以后,一统王朝多奉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一般都误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单纯维护统治秩序,其实不然,任何有效的意识形态都存在批判现存统治秩序的面向,当统治阶层言行不一致或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的儒学者至迟从宋代开始,以天理作为核心概念,贬低汉唐时代流传的功利主义、礼仪形式主义和佛老学说,在政治上要求回向三代,即用内外体制上的封建取代郡县,用教育择人上的学校取代科举,用税法田制上的井田取代均田,最终则是用复古主义来形成一套系统的有关三代之治的礼乐论。这种三代想象,历宋元明以至有清一代,虽表述方式各有千秋,但可说从未衰歇。晚清冯桂芬很早即明确提出”采西学”,然即使”采西学”,依归指向仍是:”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脱却掉有关三代之治的古典想象,替换成有关日本之治的现代想象,所谓古今中西之变,就隐含于康有为精心编撰的《日本变政考》之中。

  这种脱换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过渡性,因为《日本变政考》的第一默定读者是光绪皇帝,进呈的时间尚在1898年,不管要求变法的时代呼声如何强烈,传统的习惯势力依旧相当强大。《日本变政考》一书共13卷,卷十三乃表格形式,可不计,余12卷,以”臣有为谨按”或”臣谨按”的形式所添加的按语合168条,其中引经据典36条,所引经典包括《尚书》、《诗经》、《春秋》、《周礼》、《王制》等。我们可随手择取一条,以观其引经据典的风范:

  ”日人变法之始,即知此义,定三权之官,无互用之害,立参与,议立法官,故其政日新月异,而愈能通变宜民,盖得泰西立政之本故也。《书》之立政,三宅三俊,《诗》称三事,皆三权鼎立之义。……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

  以康有为之习气,自然绝非注疏六经之人,但读此引语,亦可知”六经注我”也不能范围他了。诗书于此,已经根本不具有任何历史的本来意义了,纯粹成为现代学说的附庸性门面语。宋明儒者依托经书以想象三代之治,即使冯桂芬援西学也是欲复圣人之道,而康有为则借用经书附庸于日本之治的想象,这是一大变化。

  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日本之治呢?时至今日流行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叙事模式,多从梁启超于1923年写作的一篇文章出发,即戊戌变法是向西方学习的制度时期,以区别洋务运动的器物时期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时期。其实1916年,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已早言之。但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康有为尚在戊戌变法的火山口上即已断言了:”近自甲午败后,讲求渐深,略知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学校,于是言学校者渐多矣。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这无疑是身处其局中者的最先自觉。但这种自觉的清晰度究竟如何,也未必是没有疑问的。

  一部明治变法史,包罗万象,先不论各项政策的好坏高下褒贬问题,单是判别其间的本末轻重缓急,也不是容易的事。一本《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凡加按语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外交各个领域,而单政治一项,又有中央和地方官制之别,还有君权用人选官之法,经济亦可罗列出土地、人口、赋税、工商、矿产、铁路、货币、公债、银行等一长串单子,另加变法方略和次序问题,以康有为之好下判断,动辄就言”知本”、”知要”、”变政之本”、”第一法”、”此政之最要者”、”此变法下手之先务也”、”为政之先务也”等等。与其说在他的变法图样之中,各项政策的本末轻重缓急已各得其序,不如说刚好相反,其实是杂乱无章令人眼花缭乱的。甚至于他从日本的华族问题谈到满族八旗、内务府三族和近支宗亲问题,也说”此最要之事也”。到处是关键,什么事都特别要紧,满纸全被圈上重点符号,恰恰是张皇和糊涂的表现。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康有为的自觉是真切存在的,因为事情的本末轻重缓急,不取决于语词上的”本”、”要”、”第一”、”先务”等等,而是各要项并列时的权衡选择:

  ”日本所以能骤强之故,或以为由于练兵也,由于开矿也,由于讲商务也,由于兴工艺也,由于广学校也,由于联外交也。固也,然皆非其本也。其本维何?曰:开制度局,重修会典,大改律例而已。盖执旧例以行行政,任旧人以行新法,此必不可得当者也。故惟此一事,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矣。”

  大誓群臣,明定国是,而开制度局,这是枢纽。在一个风气尚未大开的国度,为建此枢纽就需要”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但”以君权雷厉风行”只是相对于守旧官僚而言的,康有为并不真要光绪皇帝一个人去”乾纲独断”,毋宁相反,他念兹在兹的是要这种独断的乾纲力排众议,从草茅之中尽拔像他这样的小臣,去充塞制度局,掌握变法的新政大权,为此,他甚至不惜把本来出身贵族大臣的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也篡改成”从草茅拔用者”。拔用尚不足以安之,因为”新旧不同,有若水火,意见既异,攻击必生”,他还希望”以君权雷厉风行”来”明定谣言之律”,严禁任何针对他们的攻击和异议。要塑造如此异常可怪的大权政治,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整本《日本变政考》完全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明治维新过程中不断冒出的各种矛盾、冲突和叛乱,也几乎一笔未入。但如认为康有为仅给光绪皇帝描画光明的蓝图而彻底疏忽了暗影之处,那是错误的。除了蓝图之书以诱之,还有一部警戒之书(《波兰分灭记》)以恐之,而《俄彼得变政记》才是帝王心法之奥。

  塑造如此的大权政治作为根本前提,然后用来干什么呢?主要只是用来重修会典和大改律例而已。但也不要误会是就原有的《清会典》和《大清律例》以做重修和大改的工作。所谓蓝图之书,真正的意思就是塑造大权政治以描绘蓝图而已:

  ”维新更始,或稍存旧法,或改用新制,斟酌其宜,草定规模,写定图样,其体最大,其理最繁,均非补苴缺漏、枝枝节节所能成,更非听臣下散漫条陈,又听部臣从容议准,而后下地方有司推行所能致也。”

  一般大臣都无法承担这项体大理繁的绘图工程,谁堪任之?

  ”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得宜,草定章程,然后推行天下。事关重大,每事皆当请上命核议,然后敢行,故非在宫中日日面议不可。日本选伊藤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采而用之。去其已经之弊,而得其最便之途。以日本为变向导不误,而后从之,其途至捷而无流弊。臣已尽采日本一切法制章程,待举而斟酌施行耳。”

  康有为以中国的伊藤博文自命。这也正是《日本变政考》的奇异之处:它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但不是一部有关变政事迹的史书,而是一部有关典章制度的政书。这就是为什么这部长达十五万言的《日本变政考》于各项典章制度的章程、条令、规定如此不厌其烦的原因。除了作者的按语之外,有几处天皇的敕令和臣下的上书或解读,事迹绝少而多省略,大部分都是一款一款的章程条令。它也确实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外交等多个领域,但都是以法制章程的形式囊括进来的。也是因为这样,康有为虽然将《周官》一书视作刘歆改篡的伪经,但在《日本变政考》里,却仍高度推崇《周官》一书治天下有”至纤至悉”之道。《日本变政考》是编年体形式的现代《周官》。不管康有为在主观上如何大肆攻击刘歆改篡和王莽改制,但实际上,他信誓旦旦信心满满地依据《日本变政考》要求全面变法,正如当年王莽全心全意依据《周官》断然全面改制是根本上一致的。

  四、日本想象的影响

  《日本变政考》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政治路线图。就此而言,中国的古今之变并不是始于中西之间,而是源于中日之间。用日本之治的想象取代三代之治的想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既导致也预示着三大变化:第一,宋明以来的儒者多汲汲讲求于三代之治,在实践上也确实复兴了作为封建代表的社会宗族势力,但他们很少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政治变革,而自日本想象兴起以来,中国在理论上的探讨已经赶不上在实践上的探索了,时间既长规模亦大的政治变革浪潮迅速席卷神州大地;第二,三代之治的想象依托于多部古典经书,哲学(《易》)、政事(《尚书》)、文学(《诗经》)、历史(《春秋》)、制度(《周礼》)等构成一个基本均衡的态势,而康有为的日本之治把古典经书附庸化的同时,又将三代之治的想象浓缩为仅剩下典章法制的制度主义想象;第三,三代之治的想象引导中国人不断以复古主义的形式来开创新的局面,宋明以来的儒者毋庸讳言都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和色彩,自日本想象兴起以后,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历史日渐去魅化,仅仅转变成实证主义的研究对象,虽然后来日本之治也急速去魅化了,但日本想象之后,政治想象的舞台上仍是德国、英国、法国、苏联、美国等外在对象轮番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剧,他者的历史变得比自我的历史越来越具有理论上的魔魅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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