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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泛长江三角地区为中心来谈留日学生界以及清末革命

  1901年,清政府为挽救”颓局”,开始实行新政,在教育方面的重大改革是广兴学堂,着力派遣留学生。当时大部分的留学生被派往日本,但由于各省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留学生派遣上,泛长三角地区的派遣人数占了留学生总数的近一半。这些在海外的留学生,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心系祖国的安危,他们通过组织团体、创办报刊,实践为国、为民的理想和抱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恶化,留日学生对清王朝彻底失去信心,很多留学团体也转变为反清排满的革命团体,当时的东京留学生界成为中国革命在海外的策源地。留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革命活动并不止于在海外摇旗呐喊,而是始终与国内新知识界遥相呼应,有不少留学生还回国参与各类革命活动。正是这种海外与内地新型知识分子的互动,推动了革命思潮的风起云涌,并最终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

  一、清末留日运动的兴起和留学团体的建立

  隋唐时期,中国是日本人的向往之地,曾有大批”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哲学、典章,及至今日,日本的生活习俗中仍见古代中国的痕迹。然而,到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受列强欺凌瓜分,尤其是1894年甲午之役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彻底使国人惊醒思变。”现在形势逆转,昔日接受留学生的国家变成了送出留学生的国家”,中国人开始虚心向日本求教,大批的留学生被派赴日本。

  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13名学生赴日留学,拉开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此后,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1902年约有五百人,1903年有一千人左右,到了1906年,则有一两万人之多。李喜所先生《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一书的统计是:1902年有608人,1903年有1300人,1906年有12000人。在各省留日学生中,泛长三角洲地区占了总留学生人数的近一半,以1903年为例,这一年初,留学日本的学生总数为672人,其中江苏籍130人,浙江籍111人,安徽籍42人。众多身处异国的留学生基于爱国、爱家的炽热情感,纷纷组织各类团体,或传播科学知识,或宣扬民族、民主思想,或联络乡谊,共求奋进。这些留学生团体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的主要留学生团体有:

  (一)励志会、青年会

  1900年,留日学生一百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励志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部分会员发刊《译书汇编》,专以翻译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着,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作为早期的留日团体,励志会在团聚爱国志士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还算不上是革命团体,其成员的政治思想较为驳杂,也没有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励志会成立两年后,成员秦毓鎏、叶澜等不满于会员们日趋腐败,少有建树,乃决定另组团体,定名为青年会。明确宣告:”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青年会的成立,可以说是留学生中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小团体。

  (二)清国留学生会馆

  又称中国留学生会馆,1902年3月16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清驻日公使蔡钧为会馆总长,留学监督钱恂为会馆副长。吴振鳞、钱承志、范源濂、蔡锷、陆世芬、王璟芳、曹汝霖、张绍曾、吴禄贞、高逸、金邦平、章宗祥12人为主要工作人员。制定《会馆章程》5节,宗旨为”联络情谊,交换知识”;主要任务为管理留日学生的日常活动和新留学生的接待工作。曾先后参与成城入学事件、拒俄运动、反取缔规则运动等,对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活动的开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该馆在上海、天津、横滨、新桥等港口设立专门机构,接待新到日本的学生。很多留学生编辑的杂志也在这里出版发行,主要有《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政法丛编》、《江苏》、《湖北学界》(后改《汉声》)等。1905年末,由于学生集体回国,该馆关闭。

  (三)共爱会

  1903年4月,留日女学生发起成立”共爱会”,此后不久,秋瑾、陈撷芬等十名学生对其进行重组,改名”实行共爱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华,主张女子从军、救护伤员”为宗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爱国组织。

  (四)江浙同乡会

  十九世纪初,在东京的浙江、江苏籍留学生,和其他各省留学生一样,先后在壬寅(1902年)十月和癸卯(1903年)正月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和江苏同乡会,并分别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浙江潮》和《江苏》。两个同乡会都开辟了”调查录”专栏,将国内与国外的政情、商贸、风俗、兵事等密切联系起来。

  (五)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

  1903年4月,因沙俄毁约拒不撤走侵占我国东北的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7项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29日,由留日学生秦毓鎏、叶澜、钮永建等人发起,500余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当即有黄兴等200余人签名参加。女留学生则组成赤十字社,报名参加随军看护工作。大会还决定派钮永建(江苏籍)、汤槱(浙江籍)为特派员回国宣传拒俄,赴天津促使袁世凯主战,并致电上海各爱国团体及派人到南洋各地宣传拒俄。5月2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把拒俄义勇队易名为学生军,并制订通过了《学生军规则》,正式组编学生军队伍,由蓝天蔚担任队长,下分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设四个小分队,每小队约10人,每天进行操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前线。清政府获悉后,密令逮捕回国代表,同时勾结日本政府,强令解散学生军。

  1903年秦毓鎏、黄兴等因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即将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进行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会员共计200余人(一说190人),多为华南及华中沿海地区的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即分派会员回国开展革命活动,策动反清起义。同年,上海爱国学社也组成军国民教育会。这个组织一直保持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二、留学团体爱国革命运动之开展及与内地的互动

  20世纪的头一年,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其条款之苛刻、恶毒,几置清王朝于死地。空前的民族危机又引发更广泛和深刻的民众反抗运动,具有革命倾向的革命党人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统治者意识到必须改弦更张,进行一次大改革不可了,于是”新政”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清政府几年的新政举措,目的只是想要变换手法,继续维持其专制和集权,”皇族内阁”的成立让国人彻底失去信心,同时,也激起革命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更大的反抗。在海外的留日学生团体在义愤、失望与报国心的驱使下,纷纷加入爱国革命的洪流中,并与内地各爱国团体形成互动。其中,泛长三角地区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受西方、日本影响较深,区位优势显着,其在海外的留学生群体人数众多,思想活跃,投身爱国革命运动的热情也最为突出。

  (一)国内外学潮之互动

  近代中国学生发动”学潮”实起自国外,最早的便是1902年7月留日学生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此次事件影响至国内,引发国内学潮迭起。

  1902年7月,江苏、浙江、江西籍自费留学生钮瑗等九人,准备进入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攻读,但是校方规定,学生必须取得清国公使的保证方准入学。而清国公使蔡钧在此之前已经耳闻留日学生图谋革命,因此拒绝为他们担保。留日学生认为清廷是有意阻挠自费学生学习军事,故集体闯进公使馆,逼公使盖章然后才答应离开,最终遭拒绝,公使馆报请日本警察局将主谋学生拘捕,冲突益形激烈。这次运动的结果,是留学生方面取得最后胜利。”入学事件”之后,东京又接连发生学潮,先是弘文学院中国学生为抗议校方在经济上苛索学生,52人集体退学,迫使校方作出让步。接着是成城学校留学生为抗议校方袒护侮辱中国学生的日军大尉而停课,直至迫使该大尉向中国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总监督谢罪为止。

  国外留学生勇敢的抗议行为,成为引发国内学潮的一大”诱因”。”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主角便是上海南洋公学的教师吴稚晖,吴氏当时到日本不久,听说江苏、浙江和江西三省的自费留学生欲入成城学校,故写了一封长信,反复恳求公使予以保证。此后,吴稚晖作为一个领头人多次到公使馆交涉,随后双方冲突加剧,吴稚晖被拘留、遣返,一度闹到自杀”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权利思想”的程度。在被迫登上法国邮船回国时,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闻讯赶到船上护送他回国。吴稚晖尚未回到国内,其事迹便已在内地传扬开来,他在青年学生中不啻成了英雄。吴回到上海后,中国教育会发起大会,热烈欢迎这位为维护留学生利益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的大英雄,并利用其影响和感召力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潮运动。

  二十世纪初,上海是革命力量聚集的主要地区。1902年冬,由蔡元培和从日本回国的章炳麟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主要任务是设立学堂、编辑教科书、举办学报社和演说会等,以办教育为名,暗中鼓吹革命,宣传西方民主自由学说。中国教育会是国内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在它的影响下,各地教育会、研究会之类组织纷纷成立,兴学热潮骤起,爱国活动也竞相展开。

  在留日学生斗争的影响下,1902年冬,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学潮。起因是反对学校当局钳制与迫害进步学生。由于当局一味压制,导致学生纷纷退学,并向中国教育会求助。中国教育会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斗争,成立”爱国学社”接收退学学生,并”予以经济及教员之赞助”。爱国学社由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吴稚晖任学监兼国文教员。1903年起,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起演说会,吴稚晖等纷纷登台演说,《苏报》将张园演说词刊登出来。

  南洋公学学潮,很快波及临近的各省,江苏、浙江、安徽先后爆发学界风潮,在短短时间内,”而浔溪公学退校,而南京陆师学堂退校,而浙江大学堂退校,而蕙兰书院退校,而毓元学堂退校”,酿成前所未有的退学风潮。其中,蕙兰书院学潮意义尤为重大。蕙兰书院是美国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学生不甘忍受教会的压制,乃于1903年春发动学潮,全校53人全体退学。当时,留日浙江同学会创办的《浙江潮》报道:”自去岁南洋公学轰天掣地,演出全班退学之活剧,循是而往,几于学界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将蕙兰书院学潮誉之为”中国教会学堂惊天动的第一次革命”,可见其影响之大。

  由上可见,正是在留日学生风潮的影响下,内地学堂风潮不断。当时《苏报》曾有记载便揭示了这种国内外学生群体的互动:”嗟嗟,舍民族中具有爱国心之学生将谁属哉?吾曰:惟学生有破坏之资格,而能为破坏之事业。我学界自吴稚晖由东返国以来,退学风潮几于无日无之,南洋、浔溪而后,日多一日”。

  (二)共同参与拒法、拒俄运动

  1903年4月间在国内外同时掀起的拒法、拒俄运动,再一次将国内外学子的爱国之心连在一起,他们为反抗侵略、维护民族正义而群起响应,演出了一幕悲壮而振奋人心的史剧。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报道,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还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答应在事平之后,用路矿等权作酬劳。这一消息震惊了留日学生与国内学界和工商界。当日,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和各省同乡会干事齐集会馆商讨对策。次日,全体留日学生在锦辉馆召开声讨大会,并向在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发出电报,要求国内”协应”留学生们的”拒法”斗争。4月25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联络各界三四百人,在张园举行拒法大会,蔡元培、吴稚晖、邹容、马君武等先后发言,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共阻王之春的卖国行径。第二天,他们又在广肇公所集会,通电全国,呼吁各地各界人民声援”拒法惩王”的斗争。拒法斗争得到其他城市学生的响应,纷纷发电声援。清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免去王之春的巡抚职务。

  与此同时,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拒俄”运动接踵兴起,再次显示了国内外学生群体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利益而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在加入八国联军入侵津、京的同时,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1903年《辛丑条约》后,沙俄军队不仅背信违约,拒不按期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反而于1月18日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使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爱国学社联合上海绅商各界千余人,抗议沙俄的侵略罪行。安徽人民在上海等地掀起的拒俄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也立即行动。5月17日,安徽大学堂、武备、桐怀各校学生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三百多人群集安庆藏书楼,举行抗议沙俄侵占我国领土的爱国演说会。陈独秀、潘缪华等号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智的出智,有力的出力”,誓与沙俄”决一死战”。会上由陈独秀发起组织爱国会,筹办《爱国新报》,并组织军事操练,准备实行武力抗俄,保卫祖国河山。

  消息传到日本,留学生们的表现尤为激昂。4月29日,各省同乡会干事集会决议,要求清政府对沙俄宣战,并电请北洋大臣袁世凯筹划出兵。在会上,江苏籍学生钮永健率先提议发起义勇队,开赴东北抗御俄寇。在当日下午召开的全体留学生”拒俄”大会上,担任临时议长的浙江籍学生汤槱接受了钮永健的提议,宣告”义勇队”成立,二百多名留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十二名女留学生自愿随军担任看护,钮永健和汤槱两人被公推为特派员,负责回国与当局谈判,表现了十分可贵的反帝爱国热情。大会还分别向上海各爱国团体致电,并派人到南洋各地宣传联络,中国教育会和各地工商学界纷纷响应,”拒俄”运动在东京、上海等地迅速展开。虽然”义勇队”(及此后的学生军)的多数成员对清政府并未失去幻想,还想倚靠它作有限的斗争,但这已足以引起清政府的恐慌,不仅驻日公使蔡钧联合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义勇队”,清政府当局也发出上谕”东京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防备”,要求各省督抚对回国的义勇队”不得妄为姑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因此,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拒俄运动是留学生运动从爱国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拒俄”运动虽遭失败,但国内外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并没因此放弃爱国革命运动,从义勇队、学生军发展到后来更为激进的军国民教育会,留学生运动逐渐转入反清革命的新阶段,与内地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后来,蔡元培等人加入其在上海的支部后,对其进行改组,成立了”光复会”,旗帜鲜明的扛起反抗帝国主义和清廷的旗帜,并在泛长三角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革命事件,在当时,最为引起轰动的便是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和秋瑾从容就义的事迹,此事为学者们熟知,不再赘述。

  (三)民主革命思想交流传播的阵地——《江苏》、《浙江潮》

  留日江苏同乡会和浙江同学会分别创办《江苏》、《浙江潮》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一方面,以此向同乡留学生报道、评议国内尤其是本乡本土的重要事件和风俗教化;另一方面,通过其在国内广布的发行网,也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传布了新知识、新思想。这种互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创办于1904年3月17日的《江苏》杂志从第3期起,以平均每期十多页的篇幅刊登有关本省的调查资料和报告。这些第一手的调查资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全面鸟瞰省情、县情、乡情,或介绍全省某一方面的情况,如江苏的内河航运;或介绍一个县的全面情况,如对嘉定、山阳的调查;还有的介绍一个县的某方面情况,如上海、常熟、镇江、昆山的教育事业,武阳的土产,扬州的教堂。另一类是追求时效,及时聚焦重大事件。如记录清政府1903年秋镇压南汇县革命党人的始末,介绍1903年上海的工商业发展过程。此外,《江苏》杂志每期设立的”本省记事”等栏目,比较及时的报道故乡发生的重要新闻,让海外游子及时了解故乡的政局、乡情变化,参与家乡的改造;”本省时评”栏目,则比较深刻的评论家乡社会变革的本质和根源,从而激发留学生改造家乡的热情,启发人们探寻救国的仙丹妙药。

  《浙江潮》第二期《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说:”故中国而不欲改革也,如欲改革,则必先于国中一切事物之性质之状态,而一一考察,而一一研究,知病之所在,而后可下药,知弊之所在,而后可兴利,否则沾沾焉持外国己成之模范以铸印吾国,固有合模范者,要其不合之处,必窒碍难通,毋亦改革之一大缺点,奚若先时预备之为愈焉。”《浙江潮》在一年时间内发表了34篇关于国内的调查报告,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国防、农业、商业、交通、物产、税收、出版、人物、风俗、宗教、自然地理等各个方面,其中《嘉兴湖州物产调查》、《绍兴当业》、《杭州外国输入货大宗数目表》等文章,列出了详细的数据,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在批判封建专制,向国内传布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学说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苏》杂志中有多篇文章,用大量篇幅宣传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发表于第5期的《新政府之建设》,作者以共和的精神提出了新政府的三项标准:第一,”政府必由全国国民所组织,而以全国国民为政府之实体”;第二,”政府必为全国国民之机关,而以全国公共事务为政府之执掌”;第三,”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而以专谋全社会之幸福为目的”。文章并指出,如果政府不符合以上标准,它就是”国之蠹也,民之敌也。国民否认之可也,改革之可也”。此外,宣传共和、反对专制的代表性文章还有《政体进化论》、《革命其可免乎》、《露西亚虚无党》、《中国立宪问题》等。

  浙江留日学生的报刊,沉痛地陈述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宣传。这些报刊从分析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出发,激励人们奋起图存、共同救亡。《浙江潮》的发刊词写道:”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其目的是”不忍任其亡而言之”,是”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鲁迅为《浙江潮》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描写了斯巴达人在反抗外国侵略者时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精神,以激发中国人民爱国尚武、挽救民族危亡的斗志。《浙江潮》第一期的《公私篇》对君主的私天下进行了大胆的抨击。第七期《沈荩之惨戮)),宣传了推翻清政府的思想:”我国民不可不袜马厉兵,以与满政府宣战”。第四期《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称:”故其民若不合群合力绞其颈血心血以与君主相搏战者,则君主断不肯割弃其特权三揖三让,拱手以畀之于人民,此必然之势也。”

  综上所述,以江浙同学会创办的《江苏》、《浙江潮》为喉舌和阵地,江浙地区留日学生对民主革命思想在国内外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曾有学者就留日学生报刊的传播网络分析入手,揭示了不同地域各省同乡会刊物在国内影响的不平衡性。作者以1903年为考察点,指出留日学生报刊向国内传播的基本路线为”东京—上海—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南北散发”,其中上海是各报刊向国内传播的总发行所、总代派处、总分售处。长江流域尤其是泛长三角地区更是下级发行网的密集之地。这反映出当时新思想在国内传播的不平衡性,也从思想上解释了为什么1903年泛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新知识界革命风潮最为激荡的地区。

  (四)安徽籍留日学生对故乡革命活动之贡献

  二十世纪初年,一批批安徽籍年青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纷纷到国外留学。代表人物如吴肠谷、陈独秀、王天培、常恒芳、孙毓绮、张汇滔等。他们在日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同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陈独秀等人先后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励志会和中国青年会。

  回到家乡的留学生通过创办或任教于新式学堂来宣传民主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在这些学校中间,革命色彩最鲜明的要算是李光炯(曾在日本考察学务)等人在芜湖创办的安徽公学,前身为安徽旅湘公学,设于长沙。该校所聘教员均系省内外革命志士和留学生,陈独秀、柏文蔚、江彤侯、刘光汉、苏曼殊、陶成章、胡渭涛、张伯纯等都曾在此任事,这里成了他们发表政治主张的场所。安徽公学以”培养革命骨干,散播革命种子为教育主旨”,当时的青年学生怀着”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富国强兵之道”的愿望入校学习。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下,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积极投身革命。随后设立的还有安庆尚志学堂、寿州蒙养学堂、桐城崇实学堂、合肥城西学堂等。这些学堂多为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仁人志士所创办,用以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

  这一时期,在留学生和各地新式学堂中涌现出的新型知识分子,在安徽的民主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为了开展革命宣传,革命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在安庆、芜湖、合肥等地秘密散发《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扬州十日记》、《中国魂》等书报。同时,他们自己也创办了一些革命报刊,如陈独秀于1904年出版《安徽俗话报》,该报以通俗畅达的文字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号召安徽爱国志士”齐心竭力””保卫国家”。由于他们的努力,民主革命思想在安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三、结语

  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爱国革命思潮和运动在国外和国内各省都已风起云涌,尽管清末反清革命活动主要发生在国内,但当时的海外,尤其是日本已然成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策源地。众多革命者聚集海外,避开了国内的政治高压和控制,可以从容筹划国内的革命斗争;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同盟会均选择在海外成立;特别是革命失败后,很多仁人志士也是设法逃往日本,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者多年穿梭于海外与内地之间,不断地寻找机会,发动反清革命。而在海外的革命党更与留学生们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和相互的信任,为着共同的目标和使命而紧紧团结在一起,众多留学生接受了革命排满思想,留日学生团体也逐渐转变为革命团体。二十世纪初江、浙、沪、皖地区引人注目的革命活动正体现了海内外学子、革命志士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他们为反抗封建帝制,倡导民主共和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也为此后革命大潮转入两湖地区,革命势力风卷残云最终推翻封建帝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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